邓小平到深圳见了谁 有没有“得罪了多数”?

作者:吴松营 发布时间:2012-12-25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2月21日电 近日,本网连载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吴松营编著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一书。吴松营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的全程记录人。在书中,他首次披露了在20世纪末国际国内复杂的历史形势下,邓小平同志如何开启了惊动世界的一次南方视察。还披露了在中央媒体没有公开宣传报道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的情况下,《深圳特区报》如何智慧地“破例”宣传了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等历史细节。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几天前,刚到深圳的时候,邓小平说过不愿意见其他干部,怕“见了少数,得罪了多数”。

  在深圳实地视察了几天,不断地同省市部分干部谈话、吹风之后,在离开深圳的前一天下午,邓小平却抛开了原先怕“见了少数,得罪了多数”的顾虑,召见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香港新华社社长周南,以及广东省、深圳市领导人,在更大范围继续吹风,讲改革开放的大局,并高高兴兴地分别同大家合影。

  1月22日中午,邓小平略为休息之后,下午两点就着正装从房间里走出来。老人家穿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显得既精神又正统、严肃。

  下午3点10分,邓小平、杨尚昆就在桂园的小花园接见党政军负责人,分批同大家合影。

  深圳市委、人大、政府、政协班子成员都早早地整装到迎宾馆等候与邓小平、杨尚昆合影,唯独漏了市委常委杨广慧,给他一生留下很大遗憾。

  是何原因呢?因为那时杨广慧刚好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按惯例,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是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宣传部长参加。深圳只是一个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城市,本没有机会参加,但偏偏这一次却因为深圳是经济特区,特别通知深圳市委宣传部长也要参加。1月18日杨广慧接到中宣部的通知之后,不觉犹豫起来。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老吴。你看,小平同志就要来了,我又要到北京开会。”

  我当然很理解他的心情,就说:“北京的会议是19日报到,20日才开会。小平同志明天就到了。要不,向李灏书记反映一下,让你先见一见小平同志?”

  老杨高兴地说:“要真能这样,就太好了。你参加接待工作,见李书记时反映一下。有什么好消息立即告诉我。哪怕迟一天到北京,我也等。”

  我很快就认真地向李灏汇报了杨广慧的愿望。李灏听后笑了,点点头,表示对部下心情的理解和支持。19日晚上,在迎宾馆六栋二楼开碰头会之前,李灏郑重其事地对邓办王主任说:“我们市委宣传部长是从中宣部调来的,本来今天要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但他又很想能见到敬爱的小平同志,或者小平同志同市委班子合影时他能参加。所以,我们这位市委常委还在深圳等着呢”。

  王主任听后笑着说:“你们这位宣传部长的心情我很理解。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真有合影,那也是等到老爷子考察结束之前。叫你们那位部长赶快到北京开会去吧。”

  当晚,我就在电话里把情况告诉杨部长。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到北京开会去了。

  所以,1992年1月22日下午,邓小平与深圳市四套班子成员合影的历史照片中,就遗憾地缺少了市委常委杨广慧。

  当天下午,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分批合影之后,接着还高兴地同迎宾馆的服务人员、医护人员和部分交通干警合影。

  晚上,深圳市委、市政府在迎宾馆宴请谢非、周南、王瑞林、孙勇等领导人和中央、广东省的工作人员。深圳市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这既是感谢,又是庆功。邓小平几天来的视察进行顺利,安全保卫上未出任何差错。更加重要的是邓小平身体状况和精神都很好,情绪越来越高,还发表了那么多重要谈话。所有的人都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香港新华社社长周南,属于远道而来。他们赶到深圳迎宾馆、进桂园别墅客厅的时候,广东省和深圳市的主要负责人已经在客厅里,邓小平和杨尚昆正和他们谈话。刘华清、朱敦法快步走到邓小平、杨尚昆跟前,立正,恭恭正正地行军礼。周南也快步上来向邓小平、杨尚昆问候。

  已经在桂园客厅的谢非、李灏、郑良玉等广东省、深圳市的主要负责人也过来同刘华清、朱敦法、周南互相握手问好。然后,邓小平、杨尚昆坐在中间沙发上,其他人则按照座次在两边坐下。

  名义上是大家座谈,实际上是邓小平继续发表谈话。

  上午在往返仙湖公园和迎宾馆的路上,邓小平就有不少重要谈话。今天下午在接见部分党政军负责人的时候 又继续吹风。虽然有的话在前两天已经讲过了,也可能他觉得还要再讲透。第二天就要离开深圳了,有的自己还没有讲过的新东西,他必须在临走之前再做交代。

  邓小平说,我们有些同志从一开始就反对开放,不只是对办经济特区的问题。不开放,连信息都没有,鼻子塞住了,连世界是什么样子,都不甚了了,还有什么高新尖端?不打入国际市场,更大发展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也有不少人不理解,甚至反对。例如在开始搞农村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的时候,不跟着搞的就有一半以上,第二年反对的只剩三分之一,第三年才全部跟上来,这是讲一个省一个省范围的。就大范围来说,那时搞得并不活跃呀,都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这样的事情就是允许看一看,比强制好。城市改革、工业改革、办经济特区,好多事情允许别人看一看再说。但是,不闯啊,没有这种闯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来。不冒点风险,什么事情都要有百分之百把握,谁敢说这样的话?

  邓小平说,我1984年来过,谁能想到深圳的建设才经过这么几年就发展成这么个局面?我就没想到深圳会发展这么快。这次来看了,增加了信心。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政策,从一开始就有反对意见。并不是一致的,有一段时间反对的意见闹得比较凶。我说不争论,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原来反对的人才慢慢跟上来了。一争论,就复杂了。一个新事物,开始的时候往往有许多人看不清楚,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一争论,把时间都“争”掉了。不争论,就这么试,大胆地试。要敢闯,没有一点敢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勇气,没有一点干劲,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说,现在的证券市场、股票市场,我们中国人过去就懂得的,主要是在上海。现在又搞这个东西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看对了,就放开;错了就纠正,关了就是了。关的时候,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有这么个试的过程,就不犯大错误。

  邓小平说,最近都在议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地位消灭不了。连资本主义也在讲。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许多人并不清楚。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自己就没那么认为。就是往前走,胆子大一点。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各方面就会走出一个定型的制度,以及制度下面的方针、政策,那时就会更定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经验就会一天比一天丰富,越来越多。看看各省的报纸,反映各地都在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不一样。这就好。要有创造性。

  邓小平说,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照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

  邓小平说,工作主要是靠你们深圳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

  下午3时,工作人员进来告诉邓小平和杨尚昆:地方上的其他领导都到齐了。邓小平和杨尚昆马上起身,健步走出桂园,来到前面小花园。其他领导也都跟在后面。

  广东省、深圳市的其他党政军负责人早已齐集,正在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或坐或站好自己位置。但由于人太多,又要对号入座,半天都未能搞好。

  邓小平和杨尚昆走出客厅后,就站在草坪中间聊几句。

  杨尚昆告诉邓小平:“我还要多留一两天,他们要我多看看。”

  邓小平点点头,说:“好哇。多看看。”

  杨主席看到那边来了自己熟悉的干部,马上主动过去打招呼。

  刘华清则乘着这个空隙,带着朱敦法来到邓小平面前,再次向邓小平介绍说:“这是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

  朱敦法马上立正,向邓小平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

  刘华清又对邓小平说:“淮海战役的时候,他是一个连长。”

  邓小平问朱敦法:“那时你多大?”

  朱敦法回答说:“21岁。”

  世人都晓得:40多年前,邓小平是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他看着眼前这个整齐地穿着中将制服、两鬓已经有些灰白的军人,或许在感叹时光流逝;也可能在欣赏这个屡立战功的部下的快速成长,笑着说:“那时你是一个娃子连长�。”周围的人听了,都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