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之子李力、李伦访谈录:没打过仗的神秘上将

作者:班永吉 发布时间:2012-03-21

  我们如约来北京复兴路一部队大院总参通信部原副部长李力同志家里,坐在客厅里的还有他弟弟李伦同志,他是总后勤部原中将军衔的副部长。看得出兄弟二人很和谐,那是一母同胞间的神韵和默契。看到两位几近90岁的历史老人,我们暗暗为他们的健康祝福。

  儿时的我们非常爱看反特片。我们向两位老人一口气说出了近10部电影的名字――《永不消逝的电波》、《保密局的枪声》、《羊城暗哨》、《英雄虎胆》、《秘密图纸》、《51号兵站》……如今反特悬疑电视剧也火爆异常:《一双绣花鞋》、《暗算》、《凤凰迷影》、《梅花档案》,等等。这些影视作品无不再次撩起人们的怀旧情怀。

  李力:毛主席授予了一位从来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的神秘人物上将军衔,他就是我父亲李克农

  父亲出生在安徽省巢县,与冯玉祥、张治中都是一个县。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父亲曾被国民党悬赏五万明令通缉,但他仍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1928年春,父亲秘密转移到上海。不久,经党组织批准,他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并和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打入陈立夫、徐恩曾把持的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党中央机关面临被敌人一网打尽的毁灭性灾难。父亲与陈赓等机智果断地同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使党中央安全转移,创造了改变历史的奇迹。他与钱壮飞、胡底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毛主席曾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为了缅怀隐蔽战线斗争的工作的同志和为之献身的先烈,我们的话题既沉重,又欢快。

  李力今年89岁,从房间客厅里的鲜花和墙上的饰品,看出不久前刚刚过完李老的生日。他精神矍铄,自己学电脑,自己打印撰写书稿、回忆录。

  李力: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二姐李冰,大哥李治,均已去世。剩下大姐李宁与我们兄弟三个。我们习惯称父亲为老父,不叫父亲、爸爸。最近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我们正在撰写介绍父亲李克农的书。写这本书,我们倾注的是一种景仰的心情。许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做出的贡献很大,解放后,他们不但没有像带兵打仗的军长、师长那样立功授勋,有的还受到了不公正地对待。

  我们党从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一直到解放战争,全国胜利之后,隐蔽战线的工作,功不可没。可是在这方面的报道很少,一般还不为人所知。

  我父亲生前曾说过:“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后来他又加一句:培养干部的园丁。这是我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对待死难的战友及其家属子女,我父亲都非常惦记。

  1949年3月,我父亲刚进北京城,就多次询问钱壮飞的夫人和孩子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还请钱壮飞的女儿黎莉莉等一起吃饭。

  李克农在隐蔽战线工作,他有一个特殊的品质,那就是对党无限忠诚。当时他们父亲工资也不多,还要缴纳党费来维持党的活动,还要捐助一部分钱给“济难会”,来救济死难者的家属。用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来概括他们父亲的一生是很恰当的。

  李力:我父亲出生在巢湖,后来我们全家搬到芜湖。我爷爷在芜湖海关做事,一开始家境还不错,买了很大的房子。后来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家庭房子被抄查,父亲外逃,祖父失业,此后欠债很多,生活很困难。全国解放后,祖父心中背负了沉重的负担。母亲跟我父亲商量,由中央办公厅出面跟安徽省协调,把祖父与外祖父的两处房产交给政府变卖处理,把债全部还清,了却了祖父的心愿。

  李伦:1934年初,父亲在江西苏区工作的时候,用一家商号的名义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母亲写了回信,她也让我给父亲写一封信。母亲也不限制我,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刚上小学二年级,那时家里生活极度困难。我在信里就说,别的小同学都有铅笔、有纸,我没有。我要有一支铅笔、一个本子多好!我父亲看到信以后,心中非常难受。父亲还让其他战友看了这封信。大家看了以后都很心酸。后来我父亲的战友还问过我,那封信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们说,当时看了后都掉泪了。父辈们为了革命,顾不了家。

  1927年我还没有出生。当时在芜湖市公安局任顾问的单志伊听他局长说,国民党要抓我父亲。单志伊就派他儿子到我家报信。我母亲怀着我星夜赶到江北。1931年前后,钱杏�写了一本书,书名叫《逃亡者》。写的就是我母亲赵瑛怀着我冒着风雨踏着泥路,赶到江北,通知父亲与战友们迅速转移的艰辛历程。我父亲去世后,钱杏村还把这本书给了我。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原副主任童小鹏,曾任毛泽东秘书。西安事变后,一直随周恩来负责秘书、机要工作。童小鹏享有“红色摄影家”的美誉,为中国革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文革”中童小鹏下放干校。那个年代,李克农的子女也受到不小的冲击。

  李伦:童小鹏最早在我父亲身边工作。后来我父亲把他介绍给总理当机要秘书。总理身边的几个同志,如邱南章、吴志坚、龙飞虎。总理办公室的罗青长,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包括汪东兴,也是社会部的,都归政治保卫局管。童小鹏的照相机还是我父亲送他的,教他怎样照相。

  李力:建国以后,我大姐李宁和大姐夫李启明都在陕西工作。李启明是省委书记,我大姐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公安厅副厅长。“文革”开始后不久,他们就被打倒了。他们俩对运动很不理解。因为我父亲和康生一起共过事,对我们家有一定的了解,我大姐就给康生写了一封信。信里说,现在不调查研究就打倒一切,社会秩序很乱,我们也被打倒了,希望他能说说话。没有想到,康生却说,李宁是一个坏女人。结果没有帮忙,反而将他们俩列入“百丑图”,被斗得更厉害了。我后来被派到中央民族学院去“支左”,当革委会主任。那时,我不敢说我父亲是李克农,很低调。别人知道了问,我也只能是点点头。1975年,康生病入膏肓,我二姐李冰是康生医疗小组的。有一次,康生让我二姐去见他,对她说:李宁、李启明我看没有问题,应该解放了。二姐听到后喜出望外,立即请康生身边的工作人员转告有关部门。之后,我大姐和大姐夫又被重新安排了工作。

  在繁重复杂的工作中,李克农积劳成疾。1957年10月因病中断工作。但病情稍有好转,即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我是毛驴子,驮惯了了东西,不驮还不舒服,能驮多少就驮多少”。经中央批准,1961年,李克农着手总结上海特科工作,搜集资料,总结经验教训,以鉴后人。

  李力:1961年初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心情悲伤,身体不好,但他对中央特科年代的无名英雄的处境很关心。他带领陈养山、潘芳等到上海,在上海市委调查部、上海市公安局的协助下,访问烈士家属,查阅历史档案,同时调查了解曾在隐蔽战线上做出成就的老同志的生活工作现状,并给予妥善的处理、安排,他在写给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提出:“使过去在战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扶,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1961年9月17日,我父亲专程到上海虹桥公墓祭扫李白烈士墓。抗战爆发后,李白奉命转入上海等地建立秘密电台,获取了许多重要军政情报,几次遭敌人逮捕,受尽酷刑,终不屈服,解放前夕,被蒋介石下令杀害。当时李白才39岁。我父亲根据李白生平事迹,组织黄钢同志创作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题材的一部经典作品。

  那时,有些同志是很苦的,值得敬佩与同情。譬如董健吾,他在上海抚养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不幸,后来毛岸龙病故了。宋庆龄给中共中央的信件是他送的,斯诺访问延安,也是董健吾带着去的,他还联络斯诺采访了张学良。解放后,董健吾没有正式工作,生活困难,因受潘汉年案牵连,曾被关押过。斯诺在1960年、1964年到1965年初、1970年10月先后几次来中国,都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70年来我国访问时,斯诺提出来要见见他写的《西行漫记》中的王牧师(即董健吾)。毛主席就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上海。此时的董健吾就躺在一家普通的医院,病得很重。后来在市统战部门的关心下转到一家医疗条件较好的医院。但没有等到斯诺去看他,董健吾就去世了,很可惜。

  后来,父亲还想到上海再做一些工作,整理一些资料。不想,1962年2月9日,他就突然去世了。

  1962年2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李克农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的消息。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陈毅、李先念等向李克农同志遗体沉痛告别。李克农的一生,留给后人丰富的精神财富。

  李伦:毛主席笑着说:“你父亲是个大特务,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李伦:1939年底,我刚刚12岁,因在国民党统治区无法上学,父亲就分配我当勤务兵,要求我和其他公务人员同吃同住。平时的任务是打水、扫地、倒痰盂,后来又到电台当报务员,那时我年龄小,值夜班时还打瞌睡呢,没少挨批评。

  1941年,我们全家人,经过10多年的妻离子别,终于第一次在延安团聚。

  我父亲和毛主席的关系也很密切,毛主席在江西苏区被排挤的时候,显得孤零,很少有人去看他。毛主席说:鬼都不找我。当时我父亲就给主席送些报纸、杂志去,有时还给主席送点药。主席跟我父亲说想要个秘书。我父亲就把叶子龙推荐给主席。他身边的好多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我父亲考察后送去的。叶子龙一直跟到主席去世,还写了一个回忆录叫《我的老上司李克农》。

  1941年回到延安后,毛主席亲自请我们全家吃饭。那一天,我和二姐李冰都去了。主席就问我姐姐:“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吗?”我们都说不知道,主席笑着说:“你父亲是个大特务,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1942年延安整风,我们兄弟姐妹几人都回到枣园看望父亲母亲。当时我们为了一个政治上的问题进行争论。中央党校校长邓发正在我们家玩。听了我们的争论感到很有意思,由于争论不分上下,就请邓发评判是非。邓发说让我发言。我姐姐说,他还不是党员呢!邓发就说那就请“非党人士”发言。就这么一件事情,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在一次舞会上,毛主席和我二姐李冰跳舞时就问,你们家那个“非党人士”在哪儿呢?后来又传到我父亲那里,他就想家里怎么有一个“非党人士”?他还以为我以“非党人士”自居呢。其实,我感到很丢人。他们都是党员,我不是。我当时才16岁,不到入党年龄。有一天,我父亲把我叫到身边就说,你是什么“非党人士”?你是共产党的儿子,你走到哪里,哪里的组织就是你的父母。你有什么事情你要找组织,要靠党,不要依靠父母,要老老实实做人,不要攀比,靠自己奋斗。不要做墙上的芦苇随风倒,不要做“克里空”式的人物。这些话对我教育非常大,我也牢牢记在心里。

  李力:1937年,我父亲以17路军杨虎城部队军官的身份,回芜湖老家看看。那时我家欠的债很多。我大姐一开门,还以为是要债的呢,赶快把门关上了,回去给祖父说:“爹爹,爹爹要债的来了,你快躲起来吧。”后来,祖父一看才知道是儿子克农回来了。我大姐十几岁了还不认识父亲,什么模样也不知道。那时间,我们就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是好人。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是赤匪,我们都不相信。

  建国初期,中苏关系很好,许多单位都有苏联专家指导工作。中苏情报合作是件大事,双方都很重视,父亲亲自参加谈判。本来这是好事,可是有些苏联专家老大自居,指手画脚,不但瞧不起中国情报工作,而且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企图掌握我们党的关系,遭到拒绝。毛主席专门找我父亲谈话,希望从大局出发,无保留地向对方交底。哪怕脱了裤子,也要让人家看够。父亲理解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仍然坚持情报工作的保密原则,向毛主席说:“裤子、背心都可以脱,可总还要留条裤衩吧!不然太难看了。”他的观点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但也引起了苏方某些人士的不满。

  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父亲与几位同志取道苏联回国。途经伊尔库斯克时,对方不顾外交礼仪,只派机场旅馆的一个职员场面接待,而且不准打电话,不准越过旅馆五米远的栏杆,饭食也很低劣,故意让父亲难堪。随行工作人员都很愤慨。父亲心知肚明,不理会对方的小动作。若干年后,周总理得知此事,十分惊讶,同时对李克农宁可忍受对个人的无礼,而处以顾全大局的精神表示称赞。

  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反倾向斗争和清洗政策的影响,我党在苏区以及在延安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有扩大化的失误。对此,徐向前元帅说:“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发动了所谓“抢救”运动,使许多同志蒙受不白之冤,逼供信的情况相当严重。我父亲分析情况后,认识比较清醒,虽然不好公开顶撞康生的错误,也没有把“被抢救者”当作犯人来看待,而是实行了“四边”政策,边工作、边学习、边劳动、边审查。

  有一次,我父亲等被毛主席叫去谈肃反要注意纠偏问题,指出不实口供一害自己二害革命。要李克农他们“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毛主席要他们立即展开甄别、平反工作。

  我父亲等被毛主席会见的事,康生很快知道了。甄别工作没让康生负责。李克农忠实地按毛主席的指示积极进行甄别工作,近千名被“抢救”的“失足者”,得到甄别,真正的特务只有三、四个。这个结果,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康生的那套“审干”、“抢救失足者”的做法是错误的。

  我父亲还出于工作的需要,将许多“重点抢救”的对象留在了社会部。后来他们成了情报战线的骨干。康生认为这是我父亲故意给他难堪。

  在延安,我父亲兼任着西北公学校长。他把受审查的几十名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设立文娱科,由汪东兴同志负责。还成立了一个文工团,组成了秧歌队。1944年元旦,秧歌队扭着秧歌走进延安枣园的广场。毛主席当场高兴地为这支秧歌队起名,叫枣园秧歌队。同年夏秋之际,李克农组织枣园文工团排演了前苏联话剧《前线》,在延安演出多场,轰动一时。

  李伦:我父亲和潘汉年一起共事十几年,他对潘汉年很了解。潘汉年先被定性为内奸、叛徒之后,再搜集他的证据材料。我父亲按照中央指示找证据,当时很难办,但他在强大的压力下,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冒着很大风险,提出了五条反证的材料,不能证明其为内奸的报告。1978年以后,陈云同志力主为潘汉年平反,当时我父亲写的这五条反证意见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潘汉年是共和国的第一大冤案,很多人都因此受到牵连。

  板门店里斗山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亲自点将,李克农担任中朝联合代表团的第一线指挥,并担任中共方面的党委书记。李克农还御强扬威日内瓦,扩大了新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李力:我父亲从1951年7月到1954年3月在朝鲜,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哮喘病加重,心脏病复发。周总理派伍修权同志去替换他的工作。他却提出“临阵不换将”,坚持到最后谈判结束。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我父亲与代表团的中国和朝鲜同志一起,一次次粉碎敌人的阴谋,终于达成朝鲜停战协议。朝鲜最高人民委员会授予我父亲一级国旗勋章。

  1954年4月到7月,我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了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日内瓦会议。我父亲作为代表团代表,在代表团的筹组、材料预案的准备和各方的协调等方面,并协助周总理在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作了大量的工作,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不可动摇的大国地位。

  建议我们党史研究部门应该把长期以来党在隐蔽战线、统一战线、外交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好好介绍、收集整理,给后代留下清晰、公正、客观而真实的资料,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现在熟悉情况的老人越来越少,再不抓紧搜集整理,将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临近中午,我们望着谈兴未尽的两位长者,想起采访中间他们家楼道里改造电缆工程发出的经久不息电钻声而老人却没有任何的愠怒,看到老人这间不很宽裕的简约的住房,看到满满的书柜以及书柜里他们父亲曾拍摄的一桢桢稀珍照片,默念着李力老人该是如何在键盘上寻找那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时,我们心里泛起了一种钦仰之情。

  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到楼梯口。(作者:中央党史研究室 班永吉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