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派特使"斡旋"国共两党 毛泽东尽显领袖风范

作者:李承浩 发布时间:2012-03-14

  抗战后期,欧洲战场已经走向胜利,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开始步步逼近日本本土,但中国战场形势依然严峻,为了迅速击败日本,罗斯福派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希图斡旋国共两党紧张关系,以促成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为此,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了中共“首次涉外谈判”。通过3天的会谈,毛泽东的热忱与智慧征服了赫尔利,使这位美国总统特使由衷地感叹道:中国人民已经得到了一位大公无私、一心为民谋利的领袖。

  一

  1944年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在致董必武的一封电报中写道:“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到了七八月间,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中缅印战区向延安派驻了美军观察组,身为组长的戴维・包瑞德上校通过实地观察与思考后认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不可低估的战斗力量,应该向他们提供武器,联合对日作战。并称赞中共领导人,“有着伟大的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品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美国政府“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而应推动国共两党向着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希望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出一些改革,以便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于1944年9月6日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其目的:(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国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10月17日,赫尔利约请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前往其住处交谈。见面后,林伯渠和董必武首先陈述了两党在政治军事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和中共中央对于解决两党关系的既定主张。赫尔利说:我和你们谈话是经蒋介石允许的,蒋介石甚至还允许我必要时前往延安。现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已变得缓和了。同时他还称赞中共武装组织训练得好,力量强大,已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并说中国现政府确实不民主,需要改进。但蒋介石现在为抗日的领袖,这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希望国共两党仍应加强团结。赫尔利还特别强调说:我是罗斯福总统派来中国的,完全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这时,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赫尔利与董必武、林伯渠谈话的情况报告后,分析说:“蒋介石对罗斯福、邱吉尔的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现在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允许蒋存在的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我们的交易来。”

  10月21日,蒋介石把国民党与中共协商解决问题的方案交给了赫尔利。赫尔利看后当场将其退回,并毫不留情地对蒋介石说:“你是叫共产党在前面打,而你在后面打,这不是明显要消灭共产党吗?如果我是共产党,我也不会接受的。”并质问蒋介石:“为何不能与中共军队并肩作战?”蒋介石回答说:“无适当人指挥。”赫尔利立即说:“我去!但我不是指挥,而是作两军的联络。”10月24日,赫尔利又在重庆与董必武和林伯渠谈话,他说:“我已劝蒋介石当机立断,要实行民主就实行,要释放政治犯就释放,不能再等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起草新的方案,我看过之后将带往延安。”

 赫尔利要来延安的消息传出后,11月6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研究了此事。毛泽东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什么东西,多少可以拿一点。但谈判的中心还是政治问题、联合政府、政治纲领等。我们应对谈判采取积极态度,因为如果赫尔利来而谈不成,则过在我方,使蒋介石可以振振有词,但我们对国民党仍要批评。既然赫尔利来,我们还是要开个欢迎会,这就由恩来出面介绍。再搞个音乐晚会吧!

  11月7日,一架从重庆来的飞机在延安机场着陆。不一会儿,身着军装、胸前戴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出现在舷梯上。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机场为赫尔利举行了热情而简朴的欢迎仪式。

  第二天上午10时30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包瑞德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开始后,赫尔利首先说: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了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我的任务是要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我在来延安之前也曾与蒋介石交谈过,蒋先生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甚至同意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委员会和在公平的基础上成立统一机构等问题。在这种机构里,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

  接着,赫尔利拿出几页写着字的稿纸说:“这个提纲蒋委员长是可以同意的,愿请毛主席、朱德司令考虑以此作为谈判基础,提出应该增改或不同意的地方。”随即,赫尔利当场宣读了《为着协定的基础》的全部内容:(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循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都将获得合法地位。

  赫尔利宣读完后,一直耐心听着的毛泽东立即问道:“赫尔利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回答说,这些观点是他本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方面是同意的。这时,包瑞德提示赫尔利说:“毛泽东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你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连忙解释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但是我提出了民主自由,也希望中国实行多党政治。”11点20分,赫尔利问毛泽东:“今天上午的会谈是否暂告一段落,以便您更好地考虑《为着协定的基础》的五点建议。”毛泽东立即回应说:“感谢你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团结抗日。团结一切力量,快快打倒日寇,重建民主、自由的中国,这是我们的共同意志。”

  二

  1945年11月8日下午3时,双方继续会谈。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上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但是要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的正面战场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现在赫尔利将军来到中国,想帮助中国人民,促进中国民主团结,我们极表欢迎。尤其是在今天,日寇向中国西南进攻,美军打到菲律宾需要中国配合,但国民党当局所负责的正面战场却天天打败仗。中国人民和盟国朋友都非常着急。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援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

  接着,毛泽东又有的放矢地说:今天上午赫尔利将军说要自由的、公开的、坦白的谈话,现在我就按照你提的方法来谈一谈。目前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因此我们一向愿意与蒋先生合作打日本,从未放弃这一条。但是,还应当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困难、缺点与严重危机。如果看不到这方面,就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利于全中国人民团结,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对于敌占区,国民党当局是不管的,如何在这个地区内组织地下军以期配合同盟军登陆作战,国民党当局也是不管的;对于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则又拼命地妨碍、限制、缩小、消灭,但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这是八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他们前面打日本,后面又有国民党破坏,处于被前后夹击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国民党对解放区施行包围、进攻、派遣特务捣鬼等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一言难尽;在国统区,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自今年4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300万减至195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在大后方,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小党派人士以及国民党党员都对当局不满和怨恨。

  说到这里,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赫尔利将军曾提出几个要求,希望作为形成协定的基础。我们感觉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条文,但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们认为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机构,腐化到了极点。国民党总是埋怨盟国军火接济不够,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组,老的政策不改变,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无济于事。对此,蒋先生历次表示的是拖,他想拖到战争结束一年以后来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国民党自以为大权在握,不肯改变,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

  随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道: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我们共产党人在沦陷区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在解放区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的抗日民主活动,在195万国民党大军里面有77万多被用来包围我们,其中一部分在进攻我们。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我们在那里的党被迫成为地下党,只有在重庆和西安的少数共产党员可以公开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一不罢工,二不罢市,三不罢课,我们还是拥护国民政府打日本。我们在敌后战斗的63万军队和9000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才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赫尔利听时一声不吭,连连点头。

  接着,毛泽东又说: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美军观察组,正在参观边区、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大的有17个。我们愿意你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去看看来做出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愿望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50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的。现在要我们拿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毛泽东刚一说完,赫尔利便说:毛主席把问题很精彩地提了出来。直到今天上午,我还没有了解到在国共之间存在着这样深刻的鸿沟和这样严重的对抗。现在我再问毛主席,是否可以给我一个声明。毛泽东立即回答说:赫尔利将军所提的《为着协定的基础》有几条我是同意的。第一条很好,我们完全赞成。我建议把原先的第三条放在第二条之前,以强调提倡进步与民主的政策,确立各种自由权利。这时,周恩来补充说道:这还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和人身自由。”随即,赫尔利也插话说:“再加思想自由,向政府请愿要求平反冤屈之自由。”

  接着,在双方讨论到政府问题时,赫尔利说:“关于改组政府的问题,现在请毛主席写一条,作为修改后的第三条。”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应将现在的国民政府改组为由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联合国民政府。并宣布和实行关于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民主政策。同时,改组统帅部,成为联合统帅部,由各抗日军队代表参加。”赫尔利听后立即表态说:“可以加这一条,我们应尽可能公正,以期取得国民党政府之同意。”随后,毛泽东又建议将原先的第二、四两条合并,作为新的第四条,内容是一切抗日军队将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统帅部的命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将被公平分配。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和缓地说:“就是这几条,为了妥协不再多提了。对赫尔利将军为帮助中国不辞劳累、长途跋涉的热忱,我们在延安的人深表感谢。”

  三

  1944年11月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了第三次会谈。毛泽东首先说:“我们所同意的方案,如蒋先生同意,那就非常好……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今天如能解决,那是中国人民之福。”赫尔利笃定地说:“我将尽力使蒋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您不仅有非凡的智慧,而且有公平的态度。这次能和毛主席一起工作,实为平生快事。尤其使我感到庆幸的是中国人民已经得了这样一位大公无私、一心为人民谋福利的领袖。如果蒋先生愿意见您,我愿意陪您去见蒋介石,共同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不管会谈成败如何,我们将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您及其随员在会谈后能安全返回延安。”毛泽东期盼地说道:“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但我还不了解蒋先生是否会同意我们的五要点。他如同意,我即可与他见面。我总觉得在我和蒋先生见面时,要没有多大争论才好……我很希望在赫尔利将军离开中国以前见到蒋先生,问题也解决了。”赫尔利向毛泽东问道:“如蒋接受了,您愿意做些什么?如果与蒋见面在什么地方?若不在重庆见面,是否可另选一地点?”毛泽东回答说:“见面地点当然在重庆。”赫尔利满意地点点头说:“顶好!就这样解决吧。”

  接着,赫尔利乘兴问道:“毛主席是否可签字于五要点之上?”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可以。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赫尔利自言自语地说:“那我也要在这上面签字!”这时,包瑞德在一旁补充说:“这五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随即,赫尔利又问毛泽东:“如蒋问,接受五要点,是否不要他在政府里面了?对这个问题,请毛主席告诉我如何答复。”毛泽东回答说:“仍要蒋先生在政府里面。要他当主席。”赫尔利听后放心地说:“很好!”随后,双方又交换了一些有关文件修改的意见。

  会谈结束时,赫尔利说:“我们的谈判进行得这样顺利,我敬佩毛主席的宽大态度。你所希望的各种改革,我完全同意……明天早晨我们签字后,我还要赶回重庆去。请毛主席不要笑我迷信,明天星期五,也是我的吉日。我生日是星期五,结婚在星期五,第一个小孩生于星期五,获得第一个勋章也在星期五!”

  当天晚上,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报告了同赫尔利会谈的情况。他说:“经过3次会谈修改后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全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1944年11月10日上午10时,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了第四次会谈。毛泽东首先就新修改后的文件作了说明。他说:第一,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第二,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这个协定,中央委员会已经开了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并授权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此文件上签字。总之,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这个协定,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12时45分,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了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上还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

  签字仪式后,毛泽东立即对赫尔利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恩来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这时,赫尔利开诚布公地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他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信。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赫尔利离开延安前将写好的信交给了赫尔利,请他转交罗斯福总统。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很荣幸地接待了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了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委员会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之见证……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和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虽然毛泽东与赫尔利在延安签署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最终因蒋介石没有签字而未能生效,但毛泽东在会谈中表现出的热诚、智慧和大度的形象,不仅纠正了国民党妖魔化毛泽东和中共的政治偏见,得到了世人的赞誉,也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暴露无遗。